党群工作

杨善洲：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

2011-04-07 体育博彩平台排名

“杨善洲，杨善洲，老牛拉车不回头，当官一场手空空，退休又钻山沟沟；20多年住深山，拼了老命办林场，创造资产几个亿，分文不取乐悠悠……”这是云南省保山市群众自编的一首歌谣，赞扬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。

　　杨善洲1927年生于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，1950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，先后在施甸县和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，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书记，1988年退休。退休的第3天，他返回家乡大亮山，住茅棚，修山路，在荒山上义务造林。在寂寞的山里，他“冬天当团长（烤火围成一团），夏天当县（陷）长（下雨后都是泥巴路）”。为了多栽树，他在街上捡果核，翻垃圾桶。20年过去了，杨善洲将呕心沥血建成的5.6万亩茂密的林场，其中有上大街靠捡果核种下的50多亩果园，无偿奉献给国家。2010年5月5日，他将政府奖励的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，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。

　　2010年8月中旬，记者沿着杨善洲的足迹，对这位近20年的老典型进行了深入采访。杨善洲同志那纯洁的心灵、高尚的情操，令记者深深震撼。这位老同志，60年来，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，以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，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前面，公而忘私，公私分明，廉洁奉公，一辈子不为子孙积财，一辈子不为自己“留后路”，一辈子淡薄权力、名利、地位，一辈子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。

　　“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，老书记做到了！”保山市委组织部一位正义感很强的普通司机对记者说。

　　杨善洲告诉家里：“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，我家的房子，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。”83岁的老伴张玉珍说：“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，不是给我们家人当！”

　　大柳水村，青山环抱，处处山明水净，状如釜底。杨善洲老家的房子在山坡上，是2006年新起的一栋砖瓦房。大女儿杨慧菊说，之前的房子几乎是全村庄最差的——漏雨就用土罐接，雨大水往房里灌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，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，房子漏雨无法住，赶快寄钱修补。杨善洲摸遍全身，找不到钱，寄了仅有的30元钱。他附上一封信：“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，先买几个盆盆罐罐，哪里漏雨就接一下。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，村里的房子比我们破的还很多，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，我家的房子，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。请你们理解……”

　　担任地委书记多年，杨善洲的工资哪里去了？给他当过秘书的苏家祥告诉记者：老书记用钱很“散”，到哪个村看到谁生活太困难，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、被子接济；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，他也掏钱帮着买。“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，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？”苏家祥说。

　　1995年，杨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。家里人借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，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。老伴张玉珍特意找他谈：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还账？杨善洲东拼西凑了9600元。老伴说：“9600元，能还5万？”杨善洲摆摆手：“你还不知道？我真没钱！”结果，房子没入住就卖了。此事在保山市广为流传：“施甸有个杨老当（文革期间被定为‘当权派’），清正廉洁心不贪；盖了新房住不起，还说破窝能避寒。”

　　离开林场后，杨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儿家的宿舍楼房里，屋里陈设简朴，几个旧沙发占据一大半客厅。小女儿说，父亲对生活没有要求，有时候一顿饭就泡个冷包子、馒头。父亲住的那间屋里不让装地板，还是水泥地面，怕他冷，给他放了块地毯。他最喜欢穿中山装，最贵的一套衣服600多元，到省里开会时才穿。

　　杨善洲的孙子曾对他说：“你当官那么多年，连张十万元的存折都没有。有的县委书记干几年，三四十万的大房子都有了。”杨善洲回答：“要跟群众比，我有工资生活就可以了，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！”

　　杨善洲不仅不给家里一点点“特殊”，而且让家里人过最普通的群众生活。他的家人，与最普通的群众一样，承受着生活的艰辛。

　　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，按政策，杨善洲的母亲和妻子可以“农转非”，他却把组织部门办好的手续压在抽屉里，一直不办。问及此，杨善洲解释说：“我当时想，大多数科、局长，还有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，我这个‘班长’怎能转？”

　　今年59岁的大女儿杨慧菊在小学六年级时退学回家照料妹妹。家里没人挣工分，她18岁结婚，找了位上门女婿。二女儿曾是代课教师，后来考上了公办教师。为此，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秘书说：“请你一定要告诉‘杨老当’，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，和我们没关系！”

　　三女儿杨慧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，每个学期花费差不多300元。这笔钱，家里有时也付不起。一次交学费，大姐杨慧菊砍掉屋后竹子卖，赶了8次街，凑得两百元，以至于杨慧琴几天没上课。经学校反映，施甸县有关部门建议，将杨慧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学，便于书记照顾。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：“山里娃大都就近读书，为什么书记的子女就要到保山来读？”他反问道：“如果我不是地委书记，这件事该怎么办？”

　　1986年，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县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位年轻人，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经常生病，家里实在困难，便跟民政商量，送去两百斤粮食。杨善洲知道后，立即叫家里把粮食送回去，并狠狠批评了那位下派干部：“大家都在穷，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？”

　　在杨善洲这里，公家与私家犹如楚河汉界一样清晰明了。杨善洲回家，自己买长途客车票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：“回家是私事，不能用公家车。”1988年4月，杨善洲回家后，准备与三女儿杨慧琴一起返回保山。离开家走了几个小时，到达姚关镇，突遇大雨，父女俩便在镇里躲雨。晚上八点多钟离开镇里，镇里担心他们安全，想从供销社调个车送他们到县城，杨善洲坚决不同意。镇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，县委办为难了：专门派车，杨书记肯定不坐，不派车又的确危险。上下商量后决定，安排司机师傅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，碰面时不停车，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，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，请他们搭顺路车。如此这般，父女俩才上车回到县城，接着换乘长途客车抵达保山。

　　杨慧琴告诉记者，她在保山读书时，一次放假回家，正赶上父亲去姚关镇出差，就想搭车。父亲说：“我是公家的人，办公家的事，坐公家的车。你是杨善洲的囡，凭啥坐车？”

　　杨善洲“家风”很正，对家里人很“苛刻”，家里人却从不对他苛求，也没有因他做官而感觉不同。杨慧菊的大儿子目前在施甸县由旺镇做副镇长，没想过托爷爷走关系，而是“有多大本事做多大官”。

　　回顾84个春秋，杨善洲说：“只有一件事还没落脚。”原来，保山机场举行通航庆典时，送给杨善洲等嘉宾每人一块电子表，直到临终前这件事都让他的内心惴惴不安。

　　在杨善洲的心中，只有党的意识和群众利益。他不提拔身边人，不照顾家乡人。他“一辈子，不管在什么位置上，都要为群众着想！”

　　杨善洲说，影响他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有两件事——

　　1944年滇西抗战爆发时，杨善洲去前线抬伤病员，搭档是一位叫刘贵的壮年农民。从松山前线抬回伤员，爬越高黎贡山，跨过怒江峡谷，往返80多公里。途中，为防止杨善洲滑下悬崖，善良的刘贵用绳索把瘦小的杨善洲拴套在担架上。爬山时，刘贵让杨善洲抬前面；下坡时，让他走在后面。刘贵总是把重的一头留给自己。“父老乡亲给我的，我一辈子记着，不管在什么位置上，都要为群众着想！”杨善洲说。

　　1950年，解放军进驻保山后，佃农杨善洲家分到了几亩地。杨善洲高兴地说：“解放了，有地了，真心感恩共产党。以后，为了让所有群众都能有土地，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！”杨善洲投身革命，拼命工作，很少回家。大女儿杨慧菊回忆，小时候父亲两三年才回一次家，自己三四岁时，看到爸爸回家就吓得躲起来。

　　杨善洲告诉记者：“刚参加工作时，自己不明白什么叫革命，也不懂得怎样为人民服务，后来在党的培养下，才逐渐成长起来。自己这辈子，要兑现入党的誓言。”

　　杨善洲26岁起担任县级干部，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，50岁起担任地委书记，平民本色几十年不改。他喜欢戴草帽、穿着草鞋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“草帽书记”。他脸色黧黑，双手粗糙，农民穿着，不在意“地位”和“身份”。有一次，杨善洲自己下乡，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。乡秘书看看他，以为是农民，便打发他说领导不在。杨善洲不急不恼，自己进村转悠，了解情况。

　　作为地委书记，杨善洲除了开会很少待在机关，大半时间跑乡下，一辆吉普车三四个人，直接到田里，到群众中间，看茶叶，看甘蔗，看稻谷，等情况摸透了，才叫来当地干部。杨善洲原来的秘书告诉记者，做他的秘书，要苦得起、累得起，老书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碰到插秧就插秧、碰到种苞谷就种苞谷，好衣服肯定穿不成。有时，清早从保山到施甸县，60多公里的路，老书记已到县委，人家还没上班。

　　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，每个乡都有杨善洲的足迹。最远的龙陵县木诚乡地处中缅边境，不通公路，杨善洲绕路潞西，花4天时间赶到，了解群众困难程度，是否可以办糖厂。当地群众说，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官。

　　杨善洲文化水平虽然不高，对基层情况却十分熟悉，每次会议报告都出自己的“口”。他先找来几个秘书，吩咐找些材料，然后自己拟个提纲，在大会上看着提纲，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站着讲。工作人员把录音整理出来，一篇报告就完成了。

　　杨善洲说：“带领群众干，做给群众看，不高高在上瞎指挥，群众才会服你。”为提高粮食产量，杨善洲在保场镇种了半亩试验田，改种粳稻，自己用“三岔九垄”式插秧，一亩地提高产量三四百斤。直到现在，保山当地群众还用“三岔九垄”办法插秧。杨善洲另外还有“坡地改梯田”、“条田”，茶叶、包谷等试验田，群众称呼他为“粮书记”。

　　杨善洲从不说共产党员该如何如何的“大话”，对群众感情真挚。1976年腾冲县抗震救灾，一批救灾布料淋了雨，地委允许群众用布票购买减价布料，却不许干部买，不许和老百姓抢好处。杨善洲看到一位干部进了供销社，就劈头盖脸问：“你去供销社搞什么名堂？”

　　1986年6月，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反映：他去卖猪的路上被截了，说他偷猪。有关部门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他的猪没收，并罚赔80元钱。家里名声坏了，两个女儿嫁不出去。杨善洲马上派干部调查，给杨春兰洗掉冤屈。

　　杨善洲开展自我批评，从不给自己留情面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杨善洲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当时认识不过来。思想通后，他先后3次在全地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承认认识不到位，工作推进慢。

　　杨善洲下基层从不允许吃饭不结账。有一次，在龙陵县调研，在县委食堂吃过饭，秘书去结账时，县委书记说：“一共8块5，算我头上好了。”不料，回保山路上，车子已经开出60多公里了，杨善洲问是否结账，秘书如实汇报了情况，杨善洲命令马上停车，让秘书截个车回去结账。结果，往返车费花了30元，在龙陵县住一夜又花了三块五。秘书问：“为了8块5的饭钱，花了33块5，值不值？”杨善洲回答：“这账不能这么算，不能占基层便宜！”

　　又一次，杨善洲在腾冲县界头乡永安村栽了三四天秧后，要召开一个村小组会。乡里看大家辛苦，杀了一头猪改善伙食。一桌五六个人，摆了四桌。食堂师傅端一大盆肉出来，被杨善洲看见，问哪来这么多肉，赶快端回去，师傅十分尴尬。乡里干部不敢讲实话，就说是病猪。杨善洲说，病猪那就更不能吃了。秘书只好坦白，大家插秧都很辛苦，光吃些青白小菜身体受不了，大家凑钱付账就是了。杨善洲这才同意吃。返回前，秘书支付伙食费，乡里急了：“你们来帮我们劳动，我们不能收饭钱！”无奈，秘书把钱藏在床铺枕头下面，回到县城后，给乡里打电话予以说明。

　　杨善洲从不提拔身边的人，这是他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确立的“土杠杠”。凡是提干，先由组织部门提出意见，常委会讨论，杨善洲从不打招呼。祝正光说，他任秘书时，卫生局长看中他，杨善洲始终不表态，组织部门没法办理，于是不了了之。然而，对于基层扎实肯干的干部，杨善洲不拘一格提拔。1980年，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轻干部，23岁的杨习超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公社书记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杨习超手上的老茧，现在还能摸得出。

　　杨善洲从不特别“照顾”家乡。老家的人来找过几回，杨善洲说，“以后不要来了，影响工作。我退休后，会给家乡办件事！”

　　杨善洲早就决定：“退休后，回大亮山种树去！”没有房，自己搭窝棚；没有路，自己铺。冬天，脚上穿着露出大脚趾的黄胶鞋。他在荒凉的山上造林20年。

　　杨善洲告诉记者，在地委做领导，不方便照顾家乡，遭到埋怨。“我当年告诉过他们，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。”杨善洲说。1988年，退休时，省委组织部领导与他谈话，希望他住在昆明安享晚年，杨善洲回答：“退休后，回大亮山种树去！”

　　上山造林，老伴劝他：“等你坟头长草了，树还砍不了呢！”杨善洲说：“我们死了，后代还可以享受。谁也不去造林，再过几十年连烧柴都找不到了，人怎么活？”

　　大亮山在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，平均海拔2600多米，杨善洲12岁失去父亲，与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。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、草药等到集市上卖，是大亮山养活了杨善洲一家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杨善洲到大亮山调查。由于乱砍滥伐，大亮山一带山不长树、地不产粮，群众“一人种三亩，三亩不够吃。”粮食亩产越低，越拼命开荒，一个村每年开荒50多亩。结果，生态破坏，大亮山山光水枯，群众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，在太平地、雷打树等村庄，村民结婚时，彼此不送红包，而是用几挑水做贺礼。杨善洲说：“山不绿，地瘦薄，这是山里的穷根子。”

　　大亮山林场涉及11个村委会，50多个村民小组，“山林”承包到户，联营面积达7.2万亩。1988年，杨善洲提出“国社合作”建场方案：村集体投入土地，林场负责栽树、养护，收益按照“国家八成、村民两成”分红，地方领导和乡亲们都赞成。

　　当年3月3日，也就是杨善洲退休后的第3天，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。杨善洲从地委大院消失了，大亮山上多了一个赶马人。大亮山群众有人叫他大爹，有人叫他大哥——他们也不清楚杨善洲是多大个官。没钱建住房，杨善洲带领大家用树杈枝叶搭窝棚；没有公路，大家人挑马驮，把锅灶、粮食、行李搬上山。整地、育苗，雨季一来，杨善洲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植树。1988年，造林5000多亩。

　　“好个大亮山，半年雨水半年霜；前面烤着栗炭火，后面积起马牙霜。”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，杨善洲领着职工一边造林，一边动手，花了7000元修建起40间油毛毡房。这油毛毡房，冬天冷，夏天闷。山里风大，雨多，潮湿，杨善洲一住九年多。吃饭、办公的桌椅、床铺，大家因陋就简，就地解决。没有肥料，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。没有资金，杨善洲奉上一张笑脸，多次到省、市相关部门跑项目……

　　在林场，杨善洲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，七点干活，一直忙到晚上六七点钟。雨季以造林为主，从12月到来年6月则是巡山防火期，一天要走十几公里路。因为管理得好，大亮山林场至今没发生过大的火灾。

　　1992年，大亮山林场建成第一间砖瓦房，杨善洲执意不住，“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么？”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。1999年来到林场的现任场长董继军说，老书记是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房里搬出来的，也是最后一个从砖瓦房里搬出来的。9年多的油毛毡房生活，使杨善洲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病。

　　做林场场长与地委书记哪个难？杨善洲说，场长难当：无论大事小事都得亲自去办；有时还得请客吃饭。他从不送礼，能办就办，不能办就算。不过，老书记造林得到各方支持，办事顺利。

　　杨善洲上大亮山种树后，老秘书苏家祥以保山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他三次，其中一次边烤火边聊到凌晨两点多，越聊苏家祥越觉得沉重。老书记最初和孙子一起上山，山上雾气大、条件差，孙子待不住走了。大冬天的，杨善洲就穿双磨破的黄胶鞋，露出大脚趾。回来后，苏家祥买双警用皮鞋送去，说：“你也不能太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向你‘行贿’！”

　　杨善洲的职务是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。这个职务，无需组织任命，不拿一分工资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工人发工资，杨善洲出义务，不取分文。林场执意发工资，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，1996年增加到100元。

　　林场场长董继军说，老书记吃饭简单，抽烟是老百姓抽的牌子，多年穿那么几件衣服。杨善洲办林场十多年，争取资金300万元，按当时的规定，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%-10%。杨善洲一分不要。他说：“引进资金项目是本分，怎好意思去提成？”

　　1999年11月，杨善洲修枝时，踩到青苔滑倒，左腿粉碎性骨折。花了两万多块钱医药费，林场要给他补一部分，他坚决拒绝。病愈后，他回到大亮山，离不开了拐杖。

　　省市领导考虑到杨善洲年纪大了，往返林场办事不方便，就专门为他配了辆三菱车。杨善洲坚持支付路上的伙食费，子女坐车要付钱。他说：“当个领导够‘特殊’的了，还要多占便宜，太不应该了！”

　　记者看到，在林场的一片果园里，碗口粗的果树行列整齐，树种却很杂，有桃树、苹果树、木瓜树等。董继军场长道破秘密：“凡是能捡到果核的树种，果园里都有。”原来，为了多栽树，杨善洲当年经常到大街上捡果核，翻垃圾桶。有的人说，地委书记干这事太丢人了。杨善洲却十分坦然：“不花钱又能富山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　　杨善洲将5.6万亩林场移交，不沾一点好处，不带一根草去。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，也被他回绝。杨善洲说：“我公开讲过的，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——共产党人说话算数，不能哄弄群众嘛！”

　　车进大亮山，森林望不到边。清新空气扑面而来，难觅当年秃山荒岭踪影。林场如今初具规模：人工造林5.6万亩，树种以华山松为主，杂木林有1.7万亩；修通公路26公里，架通高压线15公里；修建茶叶初制所1幢14格，职工宿舍7幢23格，守山哨棚5幢13格。茂密的山林中，活跃着白鹇、野猪、野鸡、狗熊，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。

　　记者惊叹：这就是一位花甲老人，用20年时间，披星戴月，带着大家，一棵树一棵树“造”出来的！

　　以前的黄泥沟，如今流淌着清水。生态环境改善了，林场周围的土壤、气候、作物生长周期渐渐变化。摆田村村民黄继国说：“前几年，这里要么大旱，要么山洪暴发，地里常颗粒无收。这几年树多了，山绿了，风调雨顺起来了，即使下暴雨，也很少冲田毁地。”

　　施甸县林业局林业资源管理站站长李和麟告诉记者，老书记带了好头，周围群众都自觉绿化荒山。全县学习大亮山，另外几个乡镇也办起了林场，老麦乡雪山林场种下了四五千亩华山松。全县森林覆盖率已接近50%。

　　记者看到，一场山雨过后，雷打树村村民杨会材收购了村民蔬菜，正准备装车拉到保山去卖，菜花7角一公斤，大白菜5角一公斤。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发富介绍，2010年近8个月来，一个村民小组卖菜就收入了50万元，村里新添置了5辆农用车。

　　眺望青青大亮山，有人算账：5万多亩华山松，每亩200株，一共一千万株。按每株30元算，总价值3亿多。林子每年成长，那更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。也有人这么算账：生态效益无法估量，社会效益无法估量，共产党留下的精神财富无法估量。

　　2008年11月11日，82岁的杨善洲把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，无偿移交给县林业局。移交林场时，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，不带林场一根草去。许多人劝杨善洲：就不能留下点？也有人说他有钱不会要，是个大憨包。县委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，也被他当场回绝。杨善洲向记者坦承：“我公开讲过的，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——共产党人说话算数，不能哄弄群众嘛！”

　　多少人曾经恭敬地伫立在杨善洲住过的窝棚前，心潮澎湃。油毛毡房已经朽烂，房顶垂下来几张破席子，剩下的床腿露出的是硬木桩子，上面布满青苔。窝棚前面的几棵雪松，郁郁葱葱，冲天而立。它们是杨善洲退休时用花盆移过来的树苗。睹物思人，“共产党的干部，不能在机关大院里作盆景，要到群众当中做雪松啊！”

　　多少人曾经由衷地赞叹杨善洲难能可贵，他却平淡地笑笑说：“也不难得。白天造林、晚上烤火，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吗？”杨善洲说，平时最爱华山松，已立下遗嘱，死后就将骨灰撒到华山松林。

　　杨善洲从1988年退休以来，获得全国、省、市表彰22次，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、“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”、“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”、“中华环境奖提名奖”等。但是，面对众多荣誉，杨善洲告诉记者：“我最喜欢‘优秀共产党员’这个称号”！